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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得其道而不敢独善其身

发布时间:2019-06-09 02:08:4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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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太炎先生,乃清末民初思想家、史学家、朴学大师和民族主义革命者的。曾有人问章氏本人:“先生的学问是经学,还是史学?”先生答曰:“实不相瞒,我是医学。”此话有些不屑一顾,但也绝非戏言,章太炎的确精通医学,并著有另类文学《霍乱论》、《猝病新论》。

章太炎是一位“先醒”者。据中国文学得知,他幼年受祖父及外祖熏陶,通过阅读《东华录》、《扬州十日记》等书,已有华夷观念和排满情绪。光绪十七年(1891),章入杭州诂经精舍,师从俞樾、谭献等大师,亲炙俞门凡七年,得其朴学真传。俞樾作为晚清巨子,深得学林仰慕,政界亦折节礼遇。他在杭州孤山有俞楼,在苏州有曲园,尽享山水园林之胜。他已老了,不想再折腾。而太炎却始终不愿做一“宁静的学者”,其弟子鲁迅所言“我以为先生的业绩,留在革命史上的,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”,至少说明章先生其志不在书斋。在杭州诂经精舍时,他的举动已是不凡。据《东吴六志》记载,其时他的发辫早已剪去,“尚留半尺许,披于两肩”。他的老师俞樾已退隐在苏州马医科巷的俞园,有一次他去看老师,结果被老夫子训了一顿,“不忠不孝,非人类也,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。”章太炎干脆写了《谢本师》一文以绝。文中说:“先生既治经,又素博览,戎狄豺狼之说,岂其未喻,而以唇舌卫捍之?将以尝仕索虏,食其禀禄耶!”无非饭碗而已,一针见血。章氏排满,主要是排斥满族统治。他在《定复仇之是非》中说:“夫排满洲即排强种矣,排清主即排强权矣。”北伐之后,民国的国旗改为青天白日旗,但章坚持用代表汉满蒙回藏的五色旗,可见他并非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。

章太炎一生坐过三次牢:满清时代的上海西牢,日本人之牢和袁世凯之牢。1903年,章发表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,直呼其名地骂清帝“载湉小丑,不辨菽麦”。后又为邹容《革命军》作序鼓吹,与清廷两曹对质,被判入狱三年。章太炎出狱后即被孙中山迎至日本,加入同盟会,接任《民报》主编。由于苏报案的影响,此次到日本后,章太炎很快成为中国留日学生们的导师。自1905年起,章氏在东京开设国学讲习班,“宏奖光复,不废讲学”。这也是章太炎次聚众讲学,许寿裳、钱家治、龚未生、钱玄同、朱宗莱、朱希祖、鲁迅兄弟等人在此一时期听他讲解“小学”。

1913年3月,宋教仁遇刺。章太炎怒不可遏,即发表文章讨袁,后又只身赴京,“虽经友人力阻,而先生则谓‘不入虎穴,焉得虎子’,遂于八月冒险入京。”章太炎到京后,“以大勋章作扇坠,临总统府之门,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”,大有弥衡击鼓骂曹的气势。袁世凯的亲家陆朗斋曾说,章太炎一篇文字,胜过用十万兵马;这已足够夸张了,参谋次长陈宧还觉得“彼犹轻视太炎耳”,他认为“太炎一语,足定天下之安危”。老袁也深知章太炎的影响力,终,将其禁于钱粮胡同。1915年,章氏被迫写“劝进书”,书云:“某忆元年四月八日之誓词,言犹在耳。公今忽萌野心,妄僭天位,非惟民国之叛逆,亦且清室之罪人。某困处京师,生不如死!但冀公见我书,予以极刑,较当日死于满清恶官僚之手,尤有荣耀!”

章太炎晚年讲学苏州,对世事已觉“不可言”。因此鲁迅才会说“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,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,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,和时代隔绝了”,“既离民众,渐入颓唐”。章太炎晚年的确性气稍和,但说“渐入颓唐”,实在有失厚道。章氏向来是以“扶微业,举绝学”、复兴古道为己任的,虽也曾言“学者在辨名实、知情伪,虽致用不足尚,虽无用不足卑”,但他晚年的主要用心,还是要恢复儒者“行己有耻”“知行合一”的道统。他尝言,“今日不患不能著书,而患不能力行,但求力行以成人,不在空言于作圣”,“近代人才不起,国无纲纪,原其大端,不出二事:论政务者治人而忘修己;言学者主游艺而不依仁”。因此,讲学之时,他始终不忘议论时政,抨击当道。蒋介石不胜其烦,让章的金兰兄弟张继出面,劝“大哥当安心讲学,勿议时事”,章氏十分生气,“吾老矣,岂复好摘发阴私以示天下不安?……吾辈往日之业,至今且全堕矣,谁实为之?吾辈安得默尔而息也?”由此可见,终其一生,章太炎也没有成为鲁迅所言的那种空言作圣的“宁静的学者”,而是一个“得其道,不敢独善其身”的孜孜矻矻、激扬文字的大先生。

(文化责编:宋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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